|
1949年前後中共的新聞政策及歷史效應 | |||||||||||||||||||||||||||||||
|
1949年前夕，中共在軍事戰場上向國民黨發起「三大戰役」，勢不可擋；在沒有硝煙的新聞宣傳陣地上，中共的「火力」同樣威猛無比。這在鼓舞人民鬥志，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奪取、建立和鞏固新政權過程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中共在改造舊新聞媒體的過程中，對舊有的一些符合新聞規律的辦報、辦刊及出版方式不加區別地予以改造廢止，忽視了新聞遺產的傳承性；對經驗豐富的新聞工作者不能充分尊重和有效利用，挫傷了不少新聞工作者及知識份子的積極性。由此為新中國新聞宣傳模式塑造了基本範型，即報紙國家化、報導宣傳化、新聞人治而非法治等辦報方針，使新聞報導更多體現了官方的意圖。 嚴格新聞紀律 1949年前夕，國民黨政府的政治、經濟、軍事形勢每況愈下，而國統區的「有限新聞自由」則使國統區的新聞媒體不斷公開批評當局的政策，影響著民眾心態，在民心導向上無疑幫了共產黨的大忙。這連美國駐華大使都看得很清楚。1948年3月，美駐華使館向美國政府匯報時，特意強調了這一點1： 中國人民，無論官員或平民，都日益厭棄這個行政上無能或至多是遲鈍的政府，普遍表現出對於政府的嚴厲批評，同時，對支持蔣介石打內戰的美國政府痛恨的情緒越來越高漲。這一方面是因為事實確實如此，另一方面，受共產黨成功宣傳的影響，共產黨的宣傳大大加強了一種信念：事實上蔣介石正把中國引向毀滅和紊亂，如果不是美國政府的支持，他是不能這樣的做的。這種情況普遍存在。這種意見在政府控制下的報紙上是找不到的，然而它卻在為那些供職於報館中的知識份子所具有，這就使得他們在與本問題無直接關係的其他的問題上攻擊我們和我們的政策。 1949年前後，共產黨對新聞宣傳的態度認真謹慎，制訂的新聞政策細緻嚴密，對新聞媒體的控制卓有成效。1948年以後，隨著奪取城市步伐的加快，輿論導向的作用日益受到共產黨重視。1948年下半年起，共產黨中央、中宣部、新華總社總結了共產黨在城市報紙宣傳工作的經驗教訓，發出了一系列有關城市辦報方針的指示。8月15日，中宣部發布了《關於城市黨報方針的指示》，強調報紙主要為工農兵服務，同時也要為幹部、工商業者、知識份子服務；消息以報導農村與工廠為主，兼顧市場、學校以及其他地方；報紙副刊必須對讀者進行教育。一切內容是否有益，要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觀點來衡量，也就是說，報紙必須宣傳馬克思主義觀點。在新聞稿件的發表刊用上，共產黨力圖防止「無組織、無紀律」現象。1948年10月2日，劉少奇在對華北記者團談話中，明確提出了記者辦好新聞工作的四項條件：第一，要有正確的態度；第二，必須獨立地做相當艱苦的工作；第三，要有馬列主義理論修養；第四，要熟悉黨的路線和政策。把記者通訊員的政治立場提高到一個絕對的高度，特別強調，記者和通訊員要懂得兩條戰線的鬥爭，善於用兩條戰線鬥爭方法來辦報2。共產黨要求新聞工作者堅持馬列主義的政治立場是正確的，但過於強調以兩條戰線鬥爭方法辦報，對今後新聞界過於偏重政治性，忽視新聞的可讀性、服務性和在宣傳觀念上非此即彼的傾向，具有相當的導向作用。 新聞內容的統一性是共產黨最為重視的宣傳紀律之一。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宣傳工作中請示與報告制度的決定》，規定重要稿件或社論的發表必須經黨委或黨委主要領導審批同意後，才能見報；內容與中央指示精神不符的不能發表，要求新華社向全國廣播全文的重要言論，在新華社廣播以前，地方不得預先發表。1949年1月26日，中央又發出《宣傳約法三章，不要另提口號》、《勿擅自向外表示態度》兩項指示。這在非常時期，對統一黨的新聞紀律、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防止敵人的破壞宣傳，起了積極作用。但共產黨宣傳媒體政治味道過濃、過於注重正面報導、教育功能等的宣傳風格由此固定下來。一旦出現與中央口徑不相吻合的新聞報導，就會受到嚴厲批評，即使是客觀報導，也會被指責為「客觀主義傾向」。如1948年10月10日，華北《人民日報》發表了〈全區人民團結鬥爭，戰勝災害〉的長篇報導。當年，華北解放區遭受大水災，但廣大人民團結戰鬥，生產救荒，仍獲得了平均七成的秋收成績。但這篇報導沒有更多地報導幹群戰勝災害的行動，卻用了大約2/3的篇幅羅列災害慘象，展現淒涼圖景，並把這些歸咎於「長期戰爭」及「土改政策過左」；沒有再進一步挖掘導致戰爭的原因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說明人民戰爭的正義性；沒有更多地從積極方面去鼓舞人民。中央批評這種孤立地、表面地、機械地看待問題的客觀主觀主義傾向是缺乏黨性的表現。華北《人民日報》頂不住壓力，不得不在11月8日登報檢討，承認「客觀主義」的特徵是枯燥無味地羅列許多事實，沒有思想，沒有分析，沒有目的，在思想方法上則是片面的，不能透過現象看到事物的主流和本質3。也就是說，在對自然災害的報導中，沒有把新聞的政治性提到應有的位置。 對一些中立態度報紙刊物，共產黨也經常通過各種關係，「迂迴」施加影響。如儲安平的《觀察》雜誌，曾讓蔣介石傷透了腦筋，但它對共產黨的批評也中肯尖銳。1948年底，共產黨在東北戰場上已取得決定勝利，淮海戰役即將打響，武力戰勝蔣介石、爭取全國勝利的時間日程表也已出台。這時，一切要求和平的論調，都與共產黨武力推翻國民黨政權，解放全中國的宏偉戰略不相吻合，不受共產黨歡迎。11月5日出版的《觀察》雜誌5卷11期卻頭條刊登了張東蓀〈呼籲和平〉一文，這顯然與共產黨戰略意圖不符節拍；對急於「備戰求和」的蔣介石則正中下懷。鑒於《觀察》雜誌的影響之大，共產黨不得不派共產黨員施復亮對儲安平做工作。這時，正是國民黨政府準備向《觀察》「動刀」的時候，儲安平為了保存自身性命，更為了保存他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這份雜誌，對於共產黨的請求做了一次妥協，在下一期刊登了施復亮的一篇從經濟管理方面抨擊時局的文章：〈評最近官方挽救經濟危機的辦法〉，算是對共產黨的交代。雜誌從此也不再呼籲和平4。張東蓀也因此文遭到民盟的責難。儲安平這樣一個「無黨」的新聞工作者最終還是留在共產黨政權下做事。當然，在新政權下，《觀察》雜誌在被查禁了11個月之後，於1949年11月被允許復刊。但讀者卻從此再也沒有見到過主編當年那種天馬行空、獨來獨往，表現「民主、自由、進步、理性」風格的《觀察》。 搶佔輿論陣地 1949年，共產黨在相繼奪取城市的同時，亦加強了對輿論陣地的佔領。首先，迅速接管和改造舊有新聞媒體。按照「保護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和剝奪反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的基本宣傳方針，共產黨對國民黨政府及其地方政府系統下的各機關、各反動黨派及反動軍隊的各組織所出版發行的報紙、刊物與通訊社，連同其一切社設與資財，一律予以接收；對凡屬於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反動派政府的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所辦的報紙、刊物與通訊社，予以保護；對中間性的報紙、刊物與通訊社，不禁止其依靠自己的力量繼續出版；新解放城市所有繼續出版與新創刊的報紙、刊物與通訊社，一律向當地政府登記5。這是共產黨最為果敢、也是最為有效的控制新聞的措施。 其次，在取締收編舊新聞陣地的過程中，創辦了一批地方黨報，對私營報刊則實施嚴格的管理監督。解放軍進入南京之初，南京的報紙種類很多，軍管會發出通告：「過去本市的報紙通訊社一律重新登記，任何新建立之報紙通訊社，未經登記及批准者，概不予以承認和存在」。經過審查整頓，取締了一批反動報紙，並於4月30日出版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派有辦報經驗的石西民主持工作。新聞稿件須由軍管會主任劉伯承指定副主任宋任窮審定後，才可以發排6。在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的當天，上海軍管會即接管了報史已近半個世紀的上海《申報》，在該報的原址，利用其設備，於5月28日創辦了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機關報《解放日報》。1949年10月15日廣州解放，葉劍英到達廣州，將一切非法投機分子包圍繳械，又逮捕了十多個新聞記者，進行再教育。國民黨《中央日報》被接收，改為《南方日報》，10月24日出版。 中間、私營的報紙有所保存，但加強了對它們的控制。在首批登記過程中，經審查合格、繼續刊辦的就為數有限。留下的部分，除《文匯報》等大報名稱沿用至今外，不少報刊從名稱到人員都先後整編改易，如《觀察》在1949年11月復刊後，辦了13期就被改頭換面，1950年5月16日出版了最後一期，即被重新冠名為《新觀察》，儲安平主編一職也被共產黨員、史學家黎澍取代；天津解放後，被勒令停刊的天津《大公報》，於1949年2月被改名為《進步日報》；上海《大公報》在1949年6月17日發表《新生宣言》後，中立、公正等辦報宗旨難以見諸報端。 1949年，中共黨報的風格模式已開始影響和規定其他非黨報刊的操作方式。這些報刊時常要受到來自官方政治意圖的規範。按照共產黨的要求，新聞媒體要與黨和政府絕對保持一致，一切所謂民主、自由、中立、理性的精神都屬於「資產階級」的新聞範疇，不能體現在共產黨的新聞宣傳中。1949年7月31日，華東新聞學院舉行開學典禮，范長江代表官方宣傳機關在會上提出了新聞工作者的四個信條：消息絕對真實；思想要正確；建立群眾觀念；建立自我批評。其中所謂「思想正確」，就是指革命新聞工作便是思想鬥爭，報紙要指導群眾，反映現實；「群眾觀念」是與個人主義相對立的，要求新聞工作者大力聯絡幫助工農兵通訊員；「自我批評」就是要多向普通人學習。金仲華也代表機關對知識份子在新聞宣傳中的作用作了定性：「知識份子講、看、寫，全都比普通一般人強，但是脆弱，要經過一次次的考驗過來，才能成為人民的文化戰士」7。顯然，政府需要的新聞工作者，首先是革命性的文化戰士。1949年，不少從舊社會過來的老報人，對共產黨政府的一些不遵循新聞規律的做法看不慣、不習慣、有意見，但這種態度只能是為個人所持有，不能為當局接受。 從舊社會過來的新聞記者，大多在以前的民營報紙或政府報紙中任職，接受的是舊新聞觀念的熏陶和舊新聞方法的訓練，對人民政府的報紙風格不太適應。為了讓他們徹底完成思想轉變，政府不斷通過辦學習班、學習文件等方法，幫助他們改變觀念，適應新方法。通過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以及對解放區實際的親身體會，許多新聞工作者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表示要「丟棄舊習慣，丟掉舊成見，一切從新學，一切從頭幹」8。從此建立起無產階級的新聞觀9。 共產黨的新聞格局和新聞模式幾乎在1949年前後就定型了。只可以發表一切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保持一致的消息，與上級精神不一致或相違背但人民群眾又想知道的消息則很難出現於媒體。 新聞報導過於強調政治性，決定了黨報比私營報紙具有更大的優越性，民營報紙報導新聞的自由度日益縮小。如解放前，政治立場中間偏左的民營報紙《文匯報》，1947年5月被國民黨當局查封，1949年6月21日，即上海解放後的第25天獲得新生，全報上下歡呼復刊，發自肺腑地讚美新時代，擁護新政權。然而，新生後的《文匯報》卻面臨著其他民營報（1949年6月20日，上海文管會副主任范長江在新聞出版界座談會上提出以後新聞出版機構只有公營和私營，沒有官方和民間概念之後，民營報紙習慣上被稱為私營報紙）所碰到的類似困難，即信息不靈，採訪困難，發言更難。它們與黨的機關報的採訪、發稿條件不可同日而語。新聞工作中，左的東西開始抬頭。一些黨政機關、國營企業和其他基層單位不信任私營報紙記者，有的不讓採訪，有的敷衍了事，黨報記者也不大瞧得起私營報紙記者。一些蘇聯式的新聞套套也開始被搬移過來，私營報紙所用的國際新聞和評論，對全國、全市的重大政治新聞，均須以新華社的稿件為準；不得解釋共產黨及政府的法令政策10。私營報紙不能在黨報之前搶發消息，重大新聞的發表格式都得按上級部門的指示辦理。一旦有違黨報的既定風格，就得檢討認錯。如長沙解放之日，《文匯報》已在無線電中收到確訊，第二天刊出消息，但因新華社尚未正式公告而被指責為搶新聞，是「資產階級的辦報作風」。1949年11月9日，《文匯報》刊登了從香港收到確鑿的湖北恩施解放的專電，因「違反了規定」，被當作「偽消息」，總編輯婁立齋在各報負責人會議上對此作了檢討。再如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發布之日，要聞編輯鄭心永按所列問題，作分題以突出眉目，也被指責為離經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只可作經典鄭重排版，安可自由處理！老區方式，蘇聯套套，只能老實學習，不問宣傳效果，這是新聞報紙當時必經的「改革」。一些老報人「從不慣於人云亦云，思想未通先歌頌，每以此為苦」11。由於重大新聞只能用新華社通稿，獨家新聞越來越少，版面沒有特色，廣告內容單調，言論越來越空泛，讀者的興趣日益降低。讀者們反映：「報紙沒有看頭。每天從頭看到尾，要發現幾條真正的所謂『新聞』是不容易的。」12 由於中共在對舊新聞媒體改造的過程中，完全依靠行政而非法律的力量，新聞報導更多體現了官方的意圖，由此鑄造了新中國新聞宣傳的刻板模式，為新中國新聞宣傳塑造了基本範型，也使建國初期國家遭受了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損失。如剛解放時，不少在國統區或香港等地幹了若干年、積累了豐富經驗的新聞工作者都遇到不少難題，經常對共產黨管理新聞的做法困惑乃至不滿。如接管上海之初，曾在香港主持《華商報》的夏衍，對新聞工作的意見就不減反增。他說，從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報就有些不習慣，出版遲，新聞單調，社論短評很少，還有一件使他很感奇怪的是報上看不到一條廣告；新聞只有新華社一家，外國通訊社的電稿一律不用；作為喉舌的黨報，可以幾天甚至一個星期沒有一篇社論？……過於強調新聞的政治性，使共產黨自己也吃了不少虧，給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不必要的損失。如當時上海的報紙不讓刊登天氣預報消息，理由是美蔣飛機經常來轟炸，發表氣象消息會給敵人提供情報。其實，這是缺乏知識的表現，當時長江口就有美國軍艦，上海一帶的氣象他們肯定知道得很清楚，台灣的天文台也可以測度出上海一帶的氣象。不久，上海遭到強颱風襲擊，由於事先沒有準備，損失很大13。對報導宣傳化、新聞人治而非法治等辦報方針由此確定下來，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今後新聞報導的客觀、及時、公正和新聞法規的制訂。 建國以來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宣傳模式一直規定著中共宣傳方針。新聞控制方式基本踩著前蘇聯集權化的腳印，如報紙國家化、報導宣傳化、新聞人治化、媒體機關化，還有報紙公費訂閱、黨和政府派發、「官報官辦，官辦官看」、報紙是黨的「喉舌」等。全國的報刊雜誌屈指可數，宣傳口徑唯「兩報一刊」馬首是瞻。新聞宣傳鼓動的功能過強，具有最及時、最廣泛，有「第四種權力」美譽的輿論監督功能過弱。新聞總是提倡正面導向，「弘揚主旋律」、「高唱正氣歌」、「打好主動仗」，消息只有「正反饋」，很少「負反饋」。新聞管理主要依據黨性標準，十分看重新聞的「階級性」、「組織性」，看輕真正的新聞規律。 而今，中國大陸的新聞自由度有所加大，輿論監督功能正在加強，新聞規律也日益受到有識之士的重視，但離真正的按新聞規律管理新聞的標準距離尚遠，中共最近提出的「政治家辦報」理念很大程度上還是建國前後，行政力量干預新聞宣傳遺風的再現。在中國實現言論自由，建立法治國家，要走的路還很長，要辦的事還很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