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後的馬一浮與嚴群

⊙ 陳 銳

　　1949年後，馬一浮和當時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一樣，都經歷了巨大的心路歷程。那些曾經在三、四十年代為倡揚儒學而著書立說的重要人物，在短暫的猶豫和觀望之後，大都不同程度的轉向或沉默了。在時代的巨大變遷面前，不管是那些理論的建構和講學，還是如馬一浮的「復性」1 ， 都顯得黯淡無力，在現實面前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這也就像歌德所說，一切理論總是灰色的，生命之樹才是常青的。許多人不再以儒家的道德作為自己的精神追求，「賀麟和馮友蘭改宗了，不再『接著講』『成賢成聖』的傳統學問，或譯著，或是『照著講』中土哲學的歷史」2 ，他們開始批判自己過去的唯心主義錯誤，用新的理論來指導生活和思想了。馮友蘭完全放棄了他自己精心構建的新理學，並在70年代投入到對孔子的批判之中。梁漱溟後來在70年代的「批林批孔」中，儘管以「一分為二」的態度來有限度地為孔子辯護，但在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時候，遠在重慶北碚的梁漱溟親自到天生橋迎接解放軍的到來。1951年10月在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梁漱溟作了〈信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改造我自己〉的發言，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長文，認識到了「階級鬥爭便是解決中國問題的真理。眼前的事實即是徵驗」3 。 1951年12月他在給避居香港的唐君毅的信中，也希望其北歸返國。

　　至於馬一浮，在當時則仍然以他的「山水猶堪繼老莊，江湖道術猶可忘」的隱士的心境來面對世事的變遷。在1949 年〈寄懷熊十力廣州〉一詩中，他寫道：「自廢玄言久不庭，每因多難惜人靈。西湖別後花光減，南國春來海氣腥。半夜雷驚三日雨，微波風漾一池萍。眼前雲物須臾變，唯有孤山晚更青。」4 在詩中，他面對「雲物須臾變」，是不會離開西湖和孤山了。

　　在1949年後的18年中，馬一浮雖也和那個時代的人一樣經歷了思想上的變遷，但在程度和表現形式上仍然是不一樣了。「一代儒宗」馬一浮在杭州西湖蔣莊度過了他的最後歲月，並由此不再公開倡言儒學。在這新時代開始的時候，年近七十的馬一浮「舊時從遊，都已星散」，他仍然以隱者的心境觀看世事的變遷。他在1949 年的《擬採薇》中寫道：「蒼生多菜色，赤縣皆戎衣。偶語將為禁，玄言不救饑。萬夫雄可奪，一字讀難希。屋壁良無地，行歌但採薇。」5

　　面對著新的時代和新的生活，需要一個逐漸適應的過程，熊十力即使到了北京，也是如此。熊十力曾和他的弟子楊玉清談到，「中國哲學會要我作委員，我和他們說，『我是不能去開會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的！』其固執到了何種程度！他還和我說：『馬一浮寫信給我，說他自己是確乎其不可拔！』我回信說，我也是『確乎其不可拔。』他以為我到北京，就『盡棄其所學』了」6 。 在50年代初的社會變遷中，在熊十力那裏是「鬼都沒有上門的了」7 ，在馬一浮那裏也是「形骸日敝，友朋日疏」 8 ，一些過去的弟子和友人離去了，但仍然還有人留在他的周圍。在當時拜訪馬一浮的那些少數人中，筆者昔日的導師嚴群教授也在其中。嚴群為嚴復侄孫，曾就學於燕京大學哲學系，1935年獲燕大文學碩士後赴美，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攻讀古希臘哲學與語言，1939年回國後任燕京大學等校西方哲學教授，與賀麟等相交甚深。1947年到1950年任浙江大學、之江大學教授，1950年後任浙江師範學院、杭州大學教授。在1949後的那些年代中，他自稱「嚴不黨」，並在馬一浮當時5個月的日記中留下了25次記載。80年代初筆者在嚴群先生家中學習古希臘哲學時，他給我們談到其名時仍然堅持其不黨的主張。馬一浮1950年5月31日搬入蔣莊，第二天的日記中記道：「嚴不黨、劉惠孫來」 9；6月5日，「朱伯強來。嚴不黨，劉惠孫來」；6月11日，「具蔬食邀蘇庵夫婦及其女公子午膳，招馮錫之、劉惠孫、嚴不黨及敬生作陪。」10

　　此時梁漱溟正在毛澤東的建議和安排下，去東北老解放區參觀考察新中國的成就和變化，在1950年10月1日「北京的《進步日報》上發表〈國慶日的老實話〉，對新中國進行了真誠的稱讚。」11熊十力在郭沫若、李先念主席的安排和照顧下到達北大，並上書毛澤東和中央政府，建議設立中國哲學研究所，培養研究生研究國學。但馬一浮卻與一些友人在「閱王壬秋《莊子注》」、「臨夏承碑」12 ，「閱《觀物外篇》」13 ，「閱老子疏」14。 嚴群於杭州偶得陽明一殘帖，送與馬一浮鑒賞，1950年7月3日，馬一浮遂「為嚴不黨跋陽明殘帖」15 。其中云：「右陽明殘帖六行，不黨教授得之冷攤，以見示者。……先儒雖率爾應酬文字，言必可則，莫不以道義相勖，其不苟如此。後人徒珍其書法，斯淺矣。此帖之歸不黨，殆非偶然。謹為跋數語，以志景仰。」16嚴群尊宋儒程明道之學，以明道字伯淳，名其書房曰「淳齋」。在1953年，馬一浮為嚴群書「淳齋」，並寫有「為不黨書『淳齋』齋額說」，其中云：

……吾友嚴子不黨，治哲學久，既知其流之失，慨然慕先儒之遺風，而猶尊明道，以明道字伯淳，題其燕居讀書之室曰「淳齋」，可謂知所向矣。予因謂嚴子，果有志為明道之學，必也深體伊川斯言以求之。循是而進，將日見明道於羹牆之間。然後於踐形盡性之功，庶幾沛然其有得。予既為之書，因申其義趣如此。夫豈獨嘉嚴子之志，亦期師友間或有聞而興起者，則嚴子之志為不孤。吾知其自進於聖賢之域為不難矣。寧哲學雲互哉 17 。

　　 在以後的社會變遷中，儘管馬一浮確信自己是「確乎其不可拔」，但仍然是在逐漸地適應新的時代，使用新的語言。在為蔣莊被佔用而交涉的文字中，馬一浮已經用了「人民」一詞，這在以前是難以想像的。他入住蔣莊不久，即將儒林圖書館改為智林圖書館，並於1950年6月發表〈復性書院改設智林圖書館啟事〉。馬一浮在啟事中並聲稱之所以名為「智林」，是「方值革新之會，幸為有道所容，不滯一偏一曲之知。期通天下萬物之志，故以『智林』為目，亦擬搜集新書，開闢閱覽室，附設研究部，研究世界文化，適應時代所宜。」18在這啟事中，「儒林」被改成了「智林」，並且要採集新書，面向新的世界，以改變過去的「一曲之知」。

　　不管如何，在這樣一個充滿巨大變化的時代裏，任何一個人要生活下去，都不得不在變化，馬一浮的語言中的新詞也是現實世界的反映。馬鏡泉在《馬一浮評傳》中說，馬一浮在1951年所作的《三台山即事戲占》即反映了馬一浮對新時代的感受。詩云：「僕僕前村復後村，傳呼鄰里問雞豚。夜深風雨人初散，今日方知警吏尊。」19

　　在以後的艱難歲月中，對於這位不肯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來武裝自己，不肯像自己的摯友賀麟那樣來批判自己的唯心主義的「嚴不黨」來說，其處境似乎更為艱難。據趙士華女士回憶，嚴群敬仰馬一浮的學問，稱不黨，欲拜其為師而未得。馬鏡泉在〈我的伯父馬一浮〉一文中回憶馬一浮50年代的生活時說，當時「《香嚴閣日譜》上記載最多的是『幾月幾日，嚴不黨、劉蕙孫來』；『幾月幾日，毅成來，留共飯，談甚久』等內容。」湯壽潛先生之孫湯彥森後來回憶嚴群說，「他是杭大的教授，一禮拜至少要來一次的。」在1963年初夏的一天，馬鏡泉、趙士華去蔣莊看望馬一浮，午餐時在座的還有當時杭州大學中文系的主任王駕吾教授和嚴群教授。嚴群當時身穿一中式白色長袖對襟襯衫，胸前袋中裝著懷錶。趙士華曾為中文系學生，馬一浮為他們介紹後，得知王駕吾並不認識在座的學生，由此他批評現代大學的課堂教學及師生之間隔膜的關係，並說：「不黨，你說好笑不好笑！」賓主皆大笑，此事給趙士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嚴群由於其不黨，幾十年始終處於被忘卻和困窘之中。晚年在「逼仄之居」中整理嚴復的資料，撰寫《嚴復回憶錄》並研究中國傳統哲學，其中尤尊宋儒程明道之學，完成《論老之道》、《中庸體系》、《大學體系》三部著作，但也無法像熊十力那樣由政府幫助出版。

　　文革使半個世紀以來的群眾運動和鬥爭的熱情得到了最猛烈也是最後一次的釋放，使儒學在當代中國的處境降到了最低點。紅衛兵運動開始不久，馬一浮被限期搬出蔣莊，安排在市區安吉路23號一處寓所裏。由於胃病加劇，出血不止，馬一浮於1967年6月2日於浙江醫院逝世，終年85歲，去世前寫下了他的最後一首訣別詩，「乘化吾安適，虛空任所之。形神隨聚散，視聽總希夷。漚滅全歸海，花開正滿枝。臨崖揮手罷。落日下崦嵫。」20

　　馬一浮去世後，也未能葬入周恩來曾加關照的生墳，而是葬於余杭五常公社的一個山坡上，杭州大學王駕吾教授為其題寫墓碑，為「馬一浮先生墓」。後在廣洽法師的資助下遷杭州南山公墓。在次年，熊十力也終於未能經受住群眾運動和革命風雨的衝擊，逝於上海。嚴群教授度過了艱難的年代，在1978年迎來了科學的春天。但是這個「春天」也未能使他免於晚年的寂寞。他的生活除了給少數慕名而來的學者講古希臘語，給研究生上一些課以外，就是在堆滿書籍，難以轉身的「逼仄之居」中更換和鑒賞一些字畫，回憶過去的時光，黃昏時在通往黃龍洞的路邊慢慢散步，並在1985年初告別這個喧鬧的 世界。

陳 銳　杭州師範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教授